第四十八章 智力的和艺术的活动

麦木鲁克王朝的埃及，在一些骄傲自满、耀武扬威的君主的统治下，开始其历史，这些君主曾在叙利亚清除了法兰克政权最后的痕迹，而且成功地阻止了蒙古侵略军取得世界霸权。但是，在这个王朝的末期，由于军事的寡头政治、统治阶级之间的派系组织、货币贬值、苛捐杂税、生命财产全无保障、不时发生的瘟疫和饥荒、经常发生的革命和暴动，埃及和属国叙利亚，简直陷于破产。尤其是在尼罗河谷，陈腐的古代迷信和妖术，加上反动的正统派的得势，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这些条件之下，很难指望有卓越的文化成就。实际上，到十三世纪初期，整个阿拉伯世界，早已丧失了它自八世纪以来所掌握的文化上的领导权。几个世代，为了聚敛财富，争权夺利，浪费了不少精力和精神，其结果，心理上的疲倦，到处可见。

在科学上，自十三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人只在两个部门里维持他们的领导地位，一门是天文历算，包括三角学，另一门是医学，特别是眼科学。但是，在第一种学科中，作出贡献的，主要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波斯科学家，他们的活动中心是伊儿汗的天文台和马腊格的图书馆，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突斯人奈绥尔丁（1201—1274年）。叙利亚雅各派的天主教徒艾卜勒·法赖吉·伊本·伊卜里（拉丁语的Barhebraeus，1226—1286年），曾在伊儿汗国讲学，这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被认为是史学家和叙利亚文学最后的一位经典作家，1268年在那里讲授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 1272—1273年讲述托勒密的《天文大集》。

叙利亚—埃及王国，在医学上是领先的。盖拉温所创建的那所完备的医院，可以看做是埃及关心医学的指标。院长艾卜勒·哈桑·阿里·伊本·奈菲斯，曾在大马士革求学，后来死在那里（1288—1289年）。在他所著的《医典解剖学注》

（Sharh Jashirhal-Qanūn）中，提出了肺血循环的清晰概念。据说这个发现要归功于西班牙的塞维塔斯，但是，伊本·奈菲斯的发现却比他早二百五十年。盖拉温的儿子纳绥尔的御马监艾卜·伯克尔·伊本·孟迭尔·贝塔尔（1340年卒），曾著《二艺全书：兽医学和养马学》（Kā-mil

al-Sinā‘atayn：al-Baytarah w-al-Zartaqah），这是关于兽医学的很少几种重要的阿拉伯语论文之一，曾题赠给纳绥尔。阿拉伯语的专门术语baytār（兽医），是希腊语hippiatros翻译过来的，这个术语告诉我们，阿拉伯人虽然在游牧时代根据经验在骆驼病和马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知识，但是，他们更系统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一定是从拜占廷的资料中获得的。麦木鲁克王朝的许多素丹，如盖拉温和贝尔孤格，都养有漂亮的马群。载有伊斯兰教关于马的传说的几种著作，是在这个时代著成的，其中有阿卜杜勒·慕敏·迪木雅特（1306年卒）所著的《马队的优越性》（Fadl

al-Khayl），他是盖拉温曼苏尔学院的一个讲师。

自艾优卜王朝以来，埃及的医学就为犹太教的医生所控制，他们继承了伊本·麦蒙的光荣传统。但是，不论穆斯林的医生或者犹太教的医生，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活动。埃及犹太教的药学家库欣（祭司）·阿塔尔（药商）于1260年前后，在开罗写出关于药学的阿拉伯语论文《官药手册和贵人宝鉴》（Minhāj al-Dukkān wa-Dustūr al-A‘yān），这部书在穆斯林东方，仍然在使用。

这个时代特别流行的著作，是兼论妇科病和性欲的著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情欲宝鉴”。历代的阿拉伯文学，主要是一种男性文学，这种文学富于各种轶事、笑话、纪事，我们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淫猥的。在此类淫书的著名作家当中，就有埃及的宝石商人帖法希，他活跃于十三世纪中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时期的人对于拉齐首先称之为“精神医疗”（tibbrūhāni，或精神治疗，‘ilāj

naf-sāni）的方法，特别感觉兴趣，这种疗法相当于今天的心理疗法。这个学派的埃及先驱，是萨拉哈丁的御医，犹太医生希伯突拉·伊本·祝迈耳，他的主要著作，是《身心利益的指南》（al-Irshād li-Ma-sālih al-Anfās

w-al-Ajsād）。伊本·祝迈耳在大街上看见出殡的队伍过路，尸体露在外面，他说那个人是假死了，不是真死了，因为他的两只脚是竖立的，不是放平的。

眼科学是阿拉伯人早就发展起来的科学之一，十二和十三世纪时期，在叙利亚和埃及开业的眼科医生，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眼科医生具有更深厚的科学基础。十二世纪时期，关于眼科学最著名的阿拉伯语著作，是埃及的犹太眼科医生艾卜勒·法达伊勒·伊本·纳基德（1188—1189）所著的《经验疗法》（Mujarrabāt）。但是，叙利亚后来居于领导地位。这个时代仅有的两部渊博的著作，就是在叙利亚编纂的，一部是《眼药水全书》（al-Kāfi fi al-Kuhl），著者是阿勒颇人哈里发·伊本·艾比·麦克西尼，活跃于1256年前后，第二部是《众目之光和眼科要略》（Nūr

al-‘uyūn wa-Jāmi‘al-Funūn），著者是撒拉哈丁·伊本·优素福，约1296年在哈马开业。哈里发对于自己的眼科手术有这样坚强的信心，他毫不犹豫地给一个独眼人割除内障。值得注意的是，麦木鲁克王朝时代的叙利亚学者，都活跃于内地城市里，这是因为沿岸城市已经被十字军破坏了，盖拉温及其继任者，后来又实行了焦土政策，以防止法兰克人卷土重来。

阿拉伯世界所产生的最著名的医学史家，是穆瓦法格丁·艾卜勒·阿拔斯·艾哈迈德·伊本·艾比·伍赛比耳（1203—1270年），在麦木鲁克王朝早期，活跃于大马士革。伊本·艾比·伍赛比耳本人是一位医生，又是大马士革眼科医生的儿子。他先后在故乡和开罗求学，曾与赫赫有名的植物学家伊本·贝塔尔研究植物学，又跟巴格达的科学家兼医生阿卜杜勒·莱兑弗通讯。他的杰作是《医师列传》（‘Uyūn

al-Anbā’fi Jabaqāl al-Atibbā’，关于各类医生的资料来源），这部书包括四百多位阿拉伯医生和希腊医生的传记，是一部经心结构的列传总集。这些医生大部分同时又是哲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因而这部著作便是研究一般阿拉伯科学史的无价的参考资料。这部书在阿拉伯语文献中几乎是无双的，最接近这部书的是基弗兑的《哲学家兼医师列传》（Ikhbār

al-‘Ulamā’bi-Akhbār al-Hukamā’），这部书只有一个撮要流传下来。阿里·伊本·优素福·基弗兑，于1172年生于上埃及，但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阿勒颇度过的，他在那里担任艾优卜王朝君主的大臣，1248年去世。

麦木鲁克王朝时代，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是在传记方面。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传记家，在这个时代，活跃于大马士革。他的全名是舍木斯丁（宗教的太阳）·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赫里康，他是叶哈雅·伊本·哈立德·伯尔麦克的苗裔，于1211年生于伊拉克北部的阿尔比勒。他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受教育，1261年被任命为叙利亚的总法官，他的总署设在大马士革。他一直担任这个官职，中间只间断过七年，于1282年去世之前不久才辞职。他所著的《名人简历》（Wafayāt

al-A‘yān wa-Anbā’Abnā’al-Zamān），是一部最准确的和最优雅的传记集，包括历史上最著名的八百六十五位穆斯林的传记，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民族传记的第一部辞典。著者煞费苦心地确定人名的正确拚音，考订各人的生卒年代，查出各人的家谱，核实事实，指出各人主要的个性，扼要地叙述事件，并且利用诗歌和轶事加以说明。有人认为，这部书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列传”。

不但在传记方面，就是在通史方面，麦木鲁克王朝时代，也是相当丰富的。本书曾屡次引证的艾卜勒·菲达、伊本·台格利·比尔迪、素优兑、麦格里齐等人，都是麦木鲁克王朝的史学家。优秀的史学家伊本·赫勒敦（1406年卒），在素丹贝尔孤格在位时代，曾任教授和法官，在素丹法赖吉在位时代，曾率领代表团到大马士革，去和帖木儿谈判和平。他的履历和文学活动，使他与西班牙和马格里布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兼地理学家艾卜勒·菲达（1273—1332年）是萨拉哈丁的一个弟弟的后裔，素丹纳绥尔在位的时代曾任哈马的长官，他曾著《世界史撮要》（Mukhtasar

Ja’rīkh al-Ba-shar，人类史纲要），这是伊本·艾西尔所著的卷帙浩繁的《历史大全》的撮要，艾卜勒·菲达补叙到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艾卜勒·麦哈辛·伊本·台格利·比尔迪（1411—1469年）的父亲是麦木鲁克王朝宫廷里的一个高级官员，母亲是突厥人，是贝尔孤格的女奴。伊本·台格利·比尔迪本人，与几位素丹都有密切的关系。他的主要著作是《埃及历代国王本纪》（al-Nujūm

al-Zāhirahfi Mulūk Misr w-al-Qāhirah），这部书包括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到1453年的全部埃及历史。哲拉鲁丁·素优兑（1445—1505年）和伊本·召齐、伊本·哈兹木、泰伯里一样，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多产作家之一，但是，他的著作并没有什么创见。他是十五世纪特出的文学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笔锋涉及阿拉伯学问的全部领域：古兰经学、圣训学、教律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等。他的著作的目录，传下来的约有五百六十种。这些著作中有一本是讨论先知穆罕默德是不是穿裤子，他的头巾有没有尖端下垂，他的父母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里。他还是一位优雅的书法大家，有几种写本，可能是他亲笔写的。他最驰名的著作有三种，第一种是《古兰经学》（al-Itqān

fi‘Ulūm al-Qur’ān）；第二种是《华枝集》（al-Muzhir fi‘Ulum al-Lughah）；第三种是《埃及史》（Husn al-Muhādarah fi Akhbār Misr

w-al-Qāhirah，关于埃及和开罗掌故的讲话）。

麦木鲁克王朝最优秀的史学家当然是泰基艾丁·艾哈迈德·麦格里齐（1364—1442年）。他生于开罗，祖先是巴勒贝克的世家，在故乡和大马士革担任过几任重要职务，如副法官和教师等。他的成名著作是《埃及志》（al-Mawā‘iz w-al-I‘tibār fi Dhikr al-Khi-tat

w-al-Athār，新居留地和古迹中的教训和殷鉴），这是专论埃及的地方志、历史和文物的著作。与他同时代的赛哈威指责他，说他的这部著作是大量剽窃来的，这种指责是十分有根据的；但是，这种过失在那个时代已经司空见惯，相习成风了。

本书常常引证的两位埃及百科全书家，一位是艾哈迈德·努韦理（1332年卒），《文苑观止》（Nihāyat al-Arab fi Funūn al-Adab） 的著者，另一位是艾哈迈德·盖勒盖山迪（1418年卒），他的著作《夜盲者的曙光》（Subh

al-A‘shā），是一种在政府机关担任文牍工作的人参考的手册，书中主要充满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历史掌故和地理事实。这个时代其他的著作家，都致力于伊斯兰教学科和语言学科的研究。有一部例外的著作，非常重要，这是关于航海理论和实践的简明著作，著者艾哈迈德·伊本·马志德，原籍纳季德，据说他曾于1498年给葡萄牙人瓦斯科·德·迦玛领港，从非洲航行到印度。

在教义学方面，必须提到保守主义的清教徒泰基艾丁·艾哈迈德·伊本·太伊米叶（1263—1328年）。他生于哈兰，活跃于大马士革。除《古兰经》、圣训和惯例外，他不信奉任何权威，他大声疾呼地反对革新，反对圣徒崇拜，反对誓愿和朝拜圣徒的陵庙。他是伊本·罕百勒的追随者，他的主义后来被纳季德的瓦哈比派所采用。在圣训学方面，杰出的学者是伊本·哈哲尔·阿斯盖拉尼（1372—1449年），他是开罗的总法官，九岁时就能背诵全部《古兰经》。在诗歌方面，唯一值得提到的名字或许就是舍赖弗丁·穆罕默德·蒲绥里（1213—约1296年），他是柏柏尔血统的人，编写了著名的诗篇《先知的斗篷》（al-Burdah），用来纪念他的瘫痪症的突然痊愈，他说他梦见先知穆罕默德来探望他，把自己披着的斗篷给他盖上，第二天早晨他的病就完全好了。阿拉伯语的任何诗篇，都没有获得《先知的斗篷》这样广泛的流传。用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柏柏尔语写成的注释，在九十种以上，诗篇的正文还被译成波斯语、土耳其语、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他的诗句被用做符咒，德鲁兹人直到今天还在殡礼中反复咏诵这一诗篇。

在这里我们必须谈谈两部传奇故事（sīrah），一部是关于安泰来的，另一部是关于拜伯尔斯的。这两部传奇故事，现在还在穆斯林东方的咖啡馆里讲述，吸引着许多听众；这两部故事是在麦木鲁克王朝定型的。通过各种译本，在不朽的国际文学作品中取得了地位的《天方夜谭》，在阿拉伯国家流传之广，仅次于这两部传奇故事，它也是在这个时代定型的。麦木鲁克人，特别是十字军战争时期的麦木鲁克人，热爱各种运动、马上比武、箭术、竞技、狩猎、马术等，他们提供了英雄人物的典范，他们的功绩被编写成故事，受到人们不厌其烦的渲染。出现在《天方夜谭》中的“骑士”（fāris），是麦木鲁克王朝骑士的写照，因为那样的骑士是在麦木鲁克王朝活动的，而不是出现在更早的阿拔斯王朝。《天方夜谭》所描写的风土人情，都是民间作家在麦木鲁克王朝的开罗的社会环境中亲身经历的事实。

在十三世纪晚期，出现一本影子戏文学的完美范本，书名是《影子戏要略》（Jayf al-Khayāl fi Ma‘rifat Khayāl al-zill，关于影子戏知识的想象的幻影），作者是毛绥勒人穆罕默德·伊本·丹雅勒·胡扎仪（约卒于1310年）。他是一位穆斯林医生，原来大概是一个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活跃于拜伯尔斯时代，他的著作是中世纪时代伊斯兰世界硕果仅存的剧诗的范本。影子戏大概是远东的发明。穆斯林大概是从印度或波斯学会影子戏的。九世纪末，阿拉伯的说书人，开始在他们的故事里采用民族典型，并且力求收到滑稽的效果。十二世纪时，他们发明了影子戏。十一世纪在西班牙，哈兹木在一个隐喻中提到影子戏（khayāl

al-zill）。这种艺术，从西亚和埃及传入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主角叫做“盖拉孤兹”（Qaragz，黑眼睛）；再从那里传入东欧。土耳其影子戏的某些材料，显然是从《天方夜谭》取来的。土耳其的“盖拉孤兹”可能影响了以卓别麟为代表的那种现代演员。

在铁血政权占统治地位的麦木鲁克人时代，最令人惊喜的，是在建筑和艺术方面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自托勒密人时代和法老时代以来，在埃及历史上，这种成果无论从规模和质量来说，都是没有可以比拟的。在盖拉温、纳绥尔、哈桑等所修建的清真寺、学校和陵庙里，可以看到穆斯林建筑学所达到的最华丽的表现。在布尔吉系的时代，贝尔孤格·嘎伊特贝和奥里等的建筑物，都是同样著名的。此后，就再没有什么重要的建筑物出现于阿拉伯国家了。

麦木鲁克王朝的建筑学派，起初是以努尔王朝和艾优卜王朝的建筑物为楷模的，后来又接受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学派的新影响，因为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侵略西亚时，埃及变成了从毛绥勒、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等地逃亡出来的穆斯林美术家和工匠们的避难所。在十字军战役结束后，到北方产石的地区去，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了，因此清真寺尖塔的建筑材料，就改用石料，不再用砖了。附设学校的清真寺，按照十字形而建筑的设计，已发展到完美的地步。圆屋顶构造得那样巧妙、秀美、富丽、堂皇，真是无与伦比。这些建筑物的一个特色，是条纹石工装饰法（ablaq）。这种装饰法，是用各种彩色的石料，交错着镶成花纹。它是从罗马或者拜占廷传入的。这个时代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发展了钟乳石状的三角穹窿和穆斯林装饰的另外两种习见的特征：几何的镶嵌细工和库法体的铭刻。在整个穆斯林时代，动物的形象，在埃及和叙利亚，不象在西班牙和波斯那样随意应用。麦木鲁克王朝建筑物最精美的范例，都幸运地保存到今天，而且仍然是吸引旅行家和美术研究者的主要魅力之一。

应用美术的一切部门。差不多都与建筑，特别是宗教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用青铜制成的清真寺大门和清真寺里的枝形灯架，都有阿拉伯风格的华丽图案，还有用宝石作钉子的金质古兰经匣子、凹壁旁木质讲台和读经台上的精美的镶嵌细工，所有这些流传下来的美术品的样品，都能证明应用美术的繁荣。这些结实的清真寺大门，几乎都是用大马士革的金属工艺品镶边的。清真寺的灯笼和彩色的窗子，都是用最精美的有色玻璃制成的，都带着花草的图案和阿拉伯语的铭文。清真寺的内墙，是用最精美的花瓷砖来装饰的。在开罗城堡中纳绥尔清真寺的尖塔（1318年）里，有建筑上使用最早的麦木鲁克王朝的法国彩色瓷器标本。在布尔吉系统治时代，镶嵌变成特别普及的工艺，嘎伊特贝清真寺的大门和讲台，都表明了这一事实。在镶嵌、象牙雕刻和搪瓷等方面，从伊斯兰教以前的年代起，科卜特的工匠就已经是能工巧匠了。

泥金写本比任何一种工艺都更具有个性和特征，但是，泥金彩画只限于“真主的皇言”——《古兰经》。各种彩色的巧妙安排，各种花纹的精心结构，都需要无限的精力和高度的技巧，因此，即使最佳美的《古兰经》，也只有两三页完全是泥金写本。泥金写本《古兰经》的最精妙的珍藏品，也都是麦木鲁克王朝素丹的珍藏品，从各城市清真寺搜集来的《古兰经》泥金写本，现在收藏在开罗的国立图书馆里。

艺术的精制品，并不仅仅用于宗教的目的。杯、碗、盘、香炉等各式各样的奢侈品，都保存下来了，这些东西都能够证明当代的编年史家所描绘的奢侈生活，确是实有其事。王后和公主们所佩带的耳环、脖链儿、手镯、脚镯、护符等，跟现代埃及妇女还在佩带的首饰，没有什么差别。麦木鲁克王朝的大宴会，后面都有娱乐，有舞蹈家和魔术师的演出，还表演影子戏。宫廷的官员，包括这样一些高级人物，如宫廷总管（ustādār）、武侍卫（amir silāh）、御马长（amir ākhūr）、上酒官（sāqi

khāss）。贝尔孤格在大马士革和开罗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以便用骆驼把冰运到埃及。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国王中的哲格麦格（1438—1453年），在三年之内耗费了三百万第纳尔，有的是用于购买奴隶，有的是用于赏金。

自奥斯曼人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后，麦木鲁克王朝的工艺美术，几乎全都开始衰落了。有些建筑师、技术工人和地毯工人，被素丹赛里木送到君士坦丁堡去了。只有琉璃瓦工业的技术水平，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后，胜过从前，南肯辛顿博物馆收藏的大马士革琉璃瓦就是明证。今天在大马士革制造的镶嵌的盘、碗、蜡台、花盆和其他的黄铜器皿，大半是仿造麦木鲁克王朝的式样的。

第四十九章 麦木鲁克王朝的终局

伯海里系的麦木鲁克人都是突厥人，而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人却是塞加西亚人，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胡什盖德木（1461—1467年），一个是帖木儿不花（1467年），他们两个是希腊人。布尔吉系比伯海里系还要更加反对世袭王位的制度；素丹只是同辈人的第一人，实权是在军事寡头集团的手中。布尔吉系的二十三位素丹，在位的年代总计一百三十四年（1382—1517年），其中九人共在位一百二十四年。这九位素丹是贝尔孤格、法赖吉、穆艾叶德·舍赫、白尔斯贝、哲格麦格、伊那勒、胡什盖德木、嘎伊特贝、干骚·奥里。其余的十四人，几乎完全是不重要的，在1421年一年之内就有三位素丹上台下台。嘎伊特贝的统治，自1468年起到1495年止，不仅时间最长，从某些方面看来，也是最重要和最成功的。

这个新政权在不断地进行迫害前朝皇室的阴谋、暗杀和掠夺。实际上，这个朝代是叙利亚—埃及编年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在素丹当中，有几个是背信弃义的、残忍的，有几个是无能的，甚至是堕落的，大多数都是无教养的。穆艾叶德·舍赫（1412—1421年）是一个醉汉，是贝尔孤格从一个塞加西亚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他犯过一些最恶劣的罪行。这些素丹当中，只有贝尔孤格的父亲是一个穆斯林。白尔斯贝（1422—1438年）原是贝尔孤格的一名奴隶，连阿拉伯语也不熟悉。他害了致命的病症，他的两位御医治不好，他就把他们的头砍了。伊那勒（1453—1460年）也是贝尔孤格的一个奴隶，他是一个文盲。与他同时代的史学家伊本·台格利·比尔迪认为，伊那勒朗诵《古兰经》第一章都要发生错误。他在公文上签署的名字，是按照一位秘书的笔迹描下来的。他有嗜好男风的嫌疑，拜伯尔斯和其他的麦木鲁克也有同样的嫌疑。阿拔斯王朝声名狼藉的蓄养娈童的制度，在麦木鲁克人的统治下，又兴盛起来了。他的第三个继任者雅勒贝（1467年），不仅是一个无教养的，而且是一个疯子。嘎伊特贝（1468—1495年）是白尔斯贝用五十个第纳尔买来的，哲格麦格解放了他。炼金术士阿里·伊本·麦尔舒什，不能把铁渣变成黄金，嘎伊特贝就下令挖掉他的眼睛，割掉他的舌头。他还对谷物买卖征收重税，使老百姓的苦痛更加深重。

不仅素丹们是堕落的，他们的整个军事寡头集团，也或多或少都是腐化的。麦木鲁克王朝的许多长官和奴隶，组织了各种党派，互相仇视，互相倾轧，这些党派的起源就是贝尔孤格、法赖吉、舍赫、白尔斯贝等人的禁卫军。每个党派唯一的动机和愿望，就是攫取一切可能抓到的财富和权力。

由于素丹们执行自私的政策，王国恶劣的经济情况就更加恶化了。白尔斯贝曾禁止从印度输入各种香料，包括急需的胡椒，而他把所有的存货囤积起来，等涨价之后再卖给老百姓，因而大发横财。他还垄断了制糖业，甚至禁止人民在一定时期内种植甘蔗，以保证他自己获得格外的利润。在他的朝代里，又有一次周期性的瘟疫降临埃及和四邻的国家，蔗糖能治疗这种瘟疫，所以特别需要。这种传染病的破坏性虽然不象“黑死病”那样，但是，据说在三个月之内，仅仅首都的人口，就死亡三十万人之多。这位素丹认为瘟疫流行，是由于人民作恶多端，招致天谴，因此，就下令禁止妇女走出门外，并且命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缴纳新的苛捐杂税，以赎罪戾。他还下令把非穆斯林的公务人员一律开除，而且要他们穿上特殊服装。他的几个前任和哲格麦格、胡什盖德木等人，也实行过这种歧视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政策。伊那勒的几位前任，还铸造减色的银币，并且屡次变更贵金属的法定价格。

苛捐杂税，并不限于非穆斯林。国家没有正规的赋税制度，素丹们为了东征西讨、维持奢侈的宫廷、建立纪念性的建筑物等等需要，只好向老百姓横征暴敛，向政府官员敲榨勒索，这些官员也都是贪污起家的。尼罗河三角洲和东部沙漠里的劫掠成性的贝杜因人，屡次袭击定居在狭长河谷里的农业居民，并且大事破坏。蝗虫象周期性的瘟疫一样，定期降临。饥荒几乎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慢性病，而在瘟疫流行，发生干旱（因尼罗河水位下降造成）的年份里，饥荒更加严重。在法赖吉和舍赫两人统治的时代，饥荒特别普遍。麦木鲁克王朝时代，叙利亚和埃及的人口，估计减少了三分之二。

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某些国际因素，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贫困和苦痛。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德·迦玛发现了绕道好望角的海道。在叙利亚—埃及王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件。不仅红海和印度洋里的穆斯林船只，开始经常遭受葡萄牙和其他欧洲舰队的攻击，而且香料以及印度和阿拉比亚出产的其他热带物产的贸易，大部分也逐渐地不经过叙利亚和埃及的各港口了。因此，国家岁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永远失去了。奥里的舰队在阿拉比亚沿岸与葡萄牙船屡次交战。他还威胁罗马教皇说，如果教皇不制止葡萄牙人，他就要把基督教的圣地摧毁，但是，他的威胁毫无效果。1500年，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上的卡利卡特定居下来，十三年后，葡萄牙人的大将阿尔封索·阿布奎基炮轰了亚丁。

这整个时代中唯一可取之处——仿佛是用来弥补统治者的短处——是修建了许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直到今天还是穆斯林建筑学上突出的例证，如贝尔孤格的清真寺和陵庙，嘎伊特贝的清真寺和奥里的清真寺。嘎伊特贝的纪念性的清真寺，包括清真寺本部、一座陵墓、一个公共饮用喷泉和一所学校。清真寺的圆屋顶，除红白两色很调和外，还用迷人的传统叶饰和圆花饰网加以点缀。麦木鲁克王朝的这一建筑物和其他建筑物，都表现了叙利亚艾优卜学派所创立的阳刚之美的优良传统。

布尔吉系还继承了把精致的阿拉伯装饰应用于工艺品的传统。在工艺方面也像在建筑方面一样，自纳绥尔·伊本·盖拉温的时代以来，以嘎伊特贝的朝代最为丰富多采。

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人，在对外关系方面，比较国内事务还要倒霉。远在他们的第一位素丹在位的末期，一个新的蒙古侵略者帖木儿（旭烈兀和成吉思汗的毫无愧色的继任者）的阴影，就在北方的地平线上阴森森地浮现出来了。在这整个时代里，地方长官领导的叛变，震动了叙利亚；有些叛变，是蒙古人煽动的。除帖木儿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敌人，现在已开始威胁这个王国，那就是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

这个黑暗时代里唯一的一点光明，是白尔斯贝于1424—1426年征服了塞浦路斯。埃及人远征这个地中海海岛的目的，是要铲除海盗的根据地，那些海盗曾屡次劫掠叙利亚各港口。自1191年里夏尔一世占领塞浦路斯以来，这个海岛始终是在法兰克人的手中，起初为圣殿骑士团所据有，后来又为律星云家族所夺取。这个海岛原来是十字军强大的同盟，后来变成了对麦木鲁克王国的永久的威胁。1270年，拜伯尔斯初次企图对塞浦路斯人的经常性侵略加以惩罚，但是，他的舰队在利马索尔外面失事了。现在，白尔斯贝的强大的兵力，在夺取利马索尔后，挺进到拉纳卡，打败了律星云的军队，俘虏了贾纳斯王。这位国王和一千多名俘虏，带着沉重的镣铐，组成游行队伍，在开罗的大街上游行，然后被带到素丹的面前。这位国王在素丹的脚下，向地面接吻之后，昏晕过去，于是被抬到城堡里去。伊本·台格利·比尔迪，后来同这位被流放的国王会过一面，他为我们留下一个目击者的报告。后来经过威尼斯领事的调停，贾纳斯重登宝座，条件是拿出二十万第纳尔的赎金，并且保证以后每年缴纳两万第纳尔的贡税。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过去曾与塞浦路斯人合作，进攻埃及沿岸，因此，自尔斯贝也和罗德岛缔结了和约。在整个布尔吉时代，塞浦路斯是所获得的唯一的一块领土，但是完全不足以补偿失去的领土。

瘸子帖木儿于1336年生于河外地，他的祖先曾任成吉思汗的儿子的大臣，但是，这个家族自称为成吉思汗的苗裔。给他作传记的伊本·阿拉伯沙是一位爱讽刺的文人，他说帖木儿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土匪出身，某次他去偷羊，腿被砍伤了，因此有了瘸子的绰号。1380年，帖木儿率领他的鞑靼游牧民群，开始了一长串的出征，征服了阿富汗、波斯、法里斯和库尔迪斯坦。1393年，他攻克了巴格达，在同年和次年内，他蹂躏了美索不达米亚。他在萨拉哈丁的故乡塔克里特，用牺牲者的头骨，建立了一个金字塔。1395年，他侵入钦察加汗国的领土，占领了莫斯科一半以上。三年后，他蹂躏了印度北部，屠杀德里居民八万人。贝尔孤格朝的末年，帖木儿曾派亲善使节团去访问麦木鲁克王国，贝尔孤格大胆地把使节团的人员处死了。

1400年，帖木儿象旋风似的袭击了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城被任意抢劫三天。穆斯林居民二万多人的头骨，被用来筑成小山，高十骨尺，周围二十骨尺，脸面一律向外。这座城里努尔王朝和艾优卜王朝所建筑的许多极可贵的学校和清真寺，全被夷为平地，再没有重建。哈马、希姆斯和巴勒贝克，相继沦陷。在素丹法赖吉指挥下的埃及军队的先头部队被击溃了，大马士革被克服了（1401年2月）。正当这座城被劫掠之际，火灾爆发了。这个侵略者，

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具有十叶派的倾向，他强迫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们发表声明，承认他的行为是合乎教律的。伍麦叶清真寺被焚毁了，残留的只有墙壁。大马士革最优秀的学者、技术工人和艺术家，都被帖木儿征调到他的首都撒马尔罕，把伊斯兰教的科学和某些工艺移植到了那里，这些工艺从此不再出现于叙利亚的首都。伊本·台格利·比尔迪的父亲，曾任法赖吉的武侍卫长，他给我们遗留下一篇关于这次战役的生动的描写。伊本·赫勒敦曾随法赖吉从开罗到叙利亚去，并且率领大马士革代表团去跟帖木儿谈判和约。这个野蛮的侵略者，从大马士革匆匆忙忙地赶回巴格达，为被人杀害的他的几个官吏报仇，他用人头骨筑成了一百二十座碉堡，用来点缀巴格达城。

在随后的两年中，帖木儿侵略了小亚细亚，于1402年7月21日，在安卡拉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军队，并俘虏了素丹巴叶济德。他夺取了原首都布鲁撒和士麦拿。这位著名的战俘，在夜间带着锁链过夜，白天被装在囚笼里面，用两匹马驮运。伊本·阿拉伯沙对于阿拉伯语qafas（鸟笼）这个名词发生误解，以致编出一个故事，说巴叶济德被关在铁笼里。1404年，帖木儿在向中国进军的途中死去，这是对于埃及麦木鲁克人的解救。他的坟墓至今仍在撒马尔罕，可供凭吊。

帖木儿的儿子和继任者沙鲁赫（1404—1447年）用气愤的语气写信给白尔斯贝，要求有权利把珍贵的帷幕挂在克而白天房上，以实践他的誓约。这是麦木鲁克人以伊斯兰教世界的领导君主身分保有的特权。白尔斯贝和他的四大法学派的法官们商量之后，巧妙地答复沙鲁赫说，他只要用金钱去赈济麦加的贫民，也就算履行他的誓约了。沙鲁赫又派一位使节，带着一件礼服去，命令白尔斯贝接受那件礼服，作为授爵（册封）的仪式，但是，白尔斯贝把那件礼服撕得粉碎，并且下令鞭打使节，然后把他倒竖在池塘中，加以凌辱。这发生在一个严寒冬天的日子，伊本·台格利·比尔迪亲眼看见这个场面。沙鲁赫死后，帖木儿王朝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内部的倾轧上，从而鼓励了波斯拉法威王朝的崛起和奥斯曼帝国的重新缔造。

前面已经讲过，奥斯曼土耳其人发源于蒙古利亚，后来在中亚细亚与伊朗各部族相混合，然后向小亚细亚迁移，在那里逐渐地取代和同化了与他们同血统的塞尔柱克人，在十四世纪初期建立了一个王国，终于取代了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奥斯曼（1299—1326年）是这个王朝的奠基人，因此成为名祖者，奥斯曼帝国的名称，由此而来，巴叶济德一世（1389—1402年）是他的曾孙。这个王国的版图，自叙利亚的北部国境延伸到多瑙河，在巴叶济德在位时，亚洲的部分完全丧失了。但是，巴叶济德的儿子穆罕默德一世（1402—1421年）以欧洲的部分为根据地，在十年之间基本上光复了全部领土。在穆罕默德的曾孙巴叶济德二世（1481—1512年）时，埃及素丹们面临着严重的奥斯曼问题。嘎伊特贝是和巴叶济德二世同时代的。这两大强国之间的竞争，首先表现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边境上双方诸侯之间屡次发生的冲突上。1481年，嘎伊特贝收留了避难者吉木，他是巴叶济德二世的哥哥和觊觎王位者，后来吉木到罗马去了，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向罗马教皇交涉，要求把他送回埃及，因此招惹了新的麻烦。这是两国绝交的远因。近因是干骚·奥里秘密地答应支持土耳其人的头号敌人波斯国王易司马仪（1502—1524年）。

易司马仪是萨法威王朝（1502—1736年）的奠基者，这个王朝是穆斯林波斯的最光荣的土著王朝。这个王朝的名称，得自虔诚的舍赫萨菲艾丁（宗教的忠贞），易司马仪是他的六代孙。这个王室溯源于第七位伊马木穆萨·卡最木，对于十叶派的教义是热心的。这个王朝的奠基者即位的时候就宣布以十叶派的教义——特别是十二伊马木派的教义——为波斯的国教。从那个时候起，波斯始终忠于这种教义。1514年8月，他和逊尼派的奥斯曼国王、巴叶济德二世的儿子赛里木一世（1512—1520年）在乌尔米雅湖东边的加勒迪兰发生冲突，他的骑兵败于土耳其禁卫军的优势炮队。土耳其人占领了易司马仪的首都大不里士、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1515年）。

次年春天，干骚借口调停交战双方，进兵阿勒颇，实际上是去支援他的波斯同盟者。为了装出和平的姿态，他在自己的随员中携带了他的傀儡，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和本国的四位主要法官。但是，赛里木没有受骗，他通过间谍组织，不断接到关于麦木鲁克王朝素丹的意图的情报。当干骚的使节来到赛里木兵营的时候，赛里木下令剃掉他的胡须（这是严重的侮辱），并且让他骑着一匹骡子回去，把宣战通牒送给干骚。使节的随员都被处死了。大难临头，已无法避免了。干骚原来是嘎伊特贝的奴隶，现在虽然年约七十五岁，精力还充沛。他在位期间，曾经证明自己并不是庸才。但是，现在他既不能依靠北部叙利亚各地方长官的忠贞，又不能依靠他的几个埃及艾米尔的合作。

1516年8月24日，两军相遇于达比格草原，这个战场在阿勒颇的北边，相距一日的路程。干骚任命哈义尔贝为左翼司令官，他是阿勒颇的地方长官，是一个叛徒，第一次冲锋的时候，就带着队伍逃跑了。不久之后，那位年老的麦木鲁克就从马背上摔下来，中风而死。奥斯曼人大获全胜。土耳其军队拥有比较优良的装备——大炮、滑膛枪和其他长距离武器，而看重骑兵的麦木鲁克军队，包括贝杜因人和叙利亚人组成的分遣队，却不肯使用那种新式武器。土耳其人早就使用火药，而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的军队还固执陈腐的理论，认为个人的勇气在战斗中是决定性的因素。赛里木胜利地进入阿勒颇城，人民把他当做救星来欢迎，认为他从麦木鲁克人的压迫下拯救了他们。那位哈里发受到厚道的待遇。赛里木在城堡里发现巨大的财宝，估计有几百万第纳尔，那是素丹和亲王们储藏在那里的。10月中旬，他向大马士革进兵，那里的领袖人物，有投降他的，有逃跑到埃及去的。叙利亚落在奥斯曼人的手中，一直被他们统治了四百年之久。

奥斯曼人的征服者从叙利亚向南冲入埃及。当时突曼贝已在埃及就素丹之位，他原来是干骚的奴隶。1517年1月22日，两军相遇于开罗郊区，起初突曼贝还英勇地战斗。但是，由于士气不振，将领互相猜忌，财源枯竭，火器缺乏，再加上奥斯曼人炮术的优越性，胜负之局已定，战争越拖延，形势对埃及越不利。在贝杜因分遣队的支持下，赛里木终于攻下开罗城，并且大事劫掠，把所有俘获的麦木鲁克人全部杀死了。他把大炮安置在尼罗河右岸上，续继打击残余的敌军。突曼贝逃到一个贝杜因人的酋长那里去避难，但是，他后来被出卖了。事情也许很奇怪，不过4月14日，他的确被吊在开罗的一座城门上。麦木鲁克的素丹王朝，永远结束了。自萨拉哈丁以来就是东方伊斯兰教中心的开罗，不再是首都了，从此变成了一个省会。麦加和麦地那，自动地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埃及各清真寺的伊马木，在每周星期五聚礼的说教（虎士白）中，都用下列的词句来替赛里木向真主祝福：

主呵，祈你相助素丹的儿子素丹，两陆的主人，两海的大汗，两军的征服者，两个伊拉克的国王，两个圣地的仆人，胜利的国王赛里木沙。主呵！祈你把你珍贵的相助赏赐他；使他赢得光荣的胜利，今世和来世的主呵，全世界的主呵！

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在尼罗河谷逗留到秋天，参观了金字塔、亚历山大港和其他名胜古迹，然后返回君士坦丁堡。这座名城，自1453年以来就是奥斯曼人的首都。他把那位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也带走了，后来以侵吞公款的罪名，把他关入监狱，直到赛里木的儿子和继任者庄严的素莱曼登基后，才准他回到开罗去。他于1543年死于开罗。他的去世，结束了假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最后的一年。他是否把自己的职位让给奥斯曼素丹，已无法考证，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统治者，实际上逐渐侵占了哈里发的特权，最后，竟僭取了哈里发的称号。赛里木的几个继任者，虽然自称哈里发，也有人以哈里发称呼他们，但是，这个称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恭维的话，在他们的领土之外，并没有人承认。用哈里发的头衔称呼奥斯曼素丹，而且正式承认他对土耳其领土外的穆斯林享有宗教上的权威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是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尔吉俄土条约。

君士坦丁堡的素丹兼哈里发，变成了伊斯兰教最强大的君主，他不仅是巴格达哈里发的继任者，而且是拜占廷皇帝的继任者。由于麦木鲁克王朝的灭亡和土耳其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建立，伊斯兰教势力的焦点，已经西移了。实际上，世界文明的中心，现在已经转移到西方去了。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改变了世界的通商航路，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都变成了偏僻的地区。中世纪时期建筑在阿拉伯帝国遗址上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和穆斯林各王朝的历史，从此结束了。奥斯曼哈里发帝国的现代史，从此开始了。

     第五十章 作为土耳其行省的阿拉伯国家

约在1300年，奥斯曼国家牺牲了拜占廷帝国，而建立于塞尔柱克王国的遗址之上，过了六十多年，它仍然只是一个边疆上的公国。这个公国，曾在兵连祸结、风雨飘摇之中过生活。1326年，开始定都于布尔萨（布鲁撒）。1366年，这个公国已变得更加稳定，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一个坚固的据点，发展成为一个王国，定都于亚得里亚那堡（埃德尔纳）。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的纪元，帝国的纪元，正式开始了。这个新的巨人，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屹立，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踏在欧洲。他的版图日愈扩大，在灭亡麦木鲁克王朝后，他不仅变成了拜占廷的继承者，而且变成了继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而崛起的各小国的继承者。这个新帝国继承了东方和西方的国土，也继承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这种联合的遗产，大概是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事实。

十六世纪时，北非其余的阿拉伯国家，被吸引到逐渐上升的土耳其新月的轨道上来。在这些国家当中，有阿尔及利亚（大体上是罗马人的努米底亚，Numidia）。征服埃及次年，即1518年，希腊血统的奥斯曼海盗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和他的弟弟，侵入这个国家，打退了西班牙的侵略，把这个国家献给“崇高的阙下”。“崇高的阙下”赏赐赫伊尔丁总督（beylerbey）的称号，作为报酬。赫伊尔丁建立了一个军事贵族政体，以一支土耳其禁卫军团作为这个政体的中坚。赫伊尔丁也为土耳其素丹建立了一支由熟练水兵组成的装备完好的舰队，那些水兵是从叛教的基督教徒中招募来的，有意大利人，也有希腊人，他们随时准备在整个地中海里贯彻土耳其帝国的侵略政策。这支舰队，把奥斯曼这个怕人的名字向西一直传到西班牙海岸，正如土耳其禁卫军把这种恐怖向东一直传到底格里斯河两岸一样。于是，一个危险的邻国，就在突尼西亚（Tunisia，大体上是罗马人的亚非利加）以西建立起来了。1534年，突尼西亚国内发生王位继承之争，赫伊尔丁乘此机会，暂时占领了突尼西尼，但是，过了四十年，这个国家才被划入土耳其的版图，成为一个省。征服突尼西亚的陆军，是由息南帕夏指挥的，他是一位显赫的将军，原籍阿尔巴尼亚，1568年，曾以埃及长官的身份，指挥攻打南阿拉比亚的战役，将也门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息南之前，一位伟大的土耳其海军大将皮利·赖伊斯（原来可能是一个基督教徒）曾在阿拉伯半岛的南岸和东岸采取军事行动，占领了阿登（亚丁，1547年）和马斯喀特（1551年），一直远征到波斯湾口。他的一张地图，最近被发现了，即所谓的“哥伦布地图”，上面画着大西洋和美洲大陆。自1705年起，突尼西亚的长官历来都称为贝（bey），过了一个世纪，才改称为岱（dey）。早在结束西班牙人在突尼西亚的统治和本地的各朝代之前，息南帕夏和另外的两个土耳其将军，就已经从的黎波里赶走了马耳他岛的圣约翰的骑士们，并于1551年占领了的黎波里。原来腓尼基人在迦太基的三个殖民地和邻近的领土，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曾一度构成的黎波里塔尼亚省（Tripolitania），这是Tripoli（阿拉伯语的Tarābulusal-Gharb，西方的太拉布鲁斯）这个希腊名称的由来。在突尼西亚，柏柏尔人的成分是最弱的。除多山的摩洛哥（阿拉伯语的al-Mag-hrib al-Aqsā，远西，大体上是罗马人的毛里塔尼亚，Manretania）外，大半数人口是柏柏尔人后裔的几个柏柏尔人的国家，就这样倒入了奥斯曼人的怀抱之中。一般地说，柏柏尔人人口的比例，不仅是自东至西地，而且也是自北至南地逐渐增加。

的黎波里、突尼西亚、阿尔及尔，现在都已变成省会，这三个省，名义上是土耳其的属国，但实际上是半独立的，在一个长时期内，都由土著的统治者管辖，有许多统治者，曾将政权传给他们的后人。这三个政府，都由军事寡头政治的统治者加以控制。这三个政府，每年向土耳其政府称臣纳贡，表示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尽管那种贡税具有更多的礼物性质。奥斯曼帝国代理人的横征暴敛所激起的暴动，偶尔震动了这些国家。自1711年到1835年，的黎波里塔尼亚由盖赖曼利家族治理。自十七世纪以后，由于奥斯曼帝国舰队的衰落，就放松了帝国对非洲三省的控制，给统治者以更多的权力，去行使地方自治，无论统治者是帕夏，或贝，或岱，他们的权力都比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的权力还要大些。

柏柏尔人的几个省，变成了海盗的国家。海盗行径，主要是针对基督教徒的，首先采取了圣战（jihād）的性质。当海盗就象当兵一样，变成了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对于政府和人民都是有利的。对于俘虏和战利品，都征收定额的捐税；俘虏不是留着待赎，就是卖做奴隶。大约三百年的期间，这种收入是国库岁入的主要来源。海盗船只，常常作为一些单位，编入奥斯曼舰队。从穆斯林的西班牙流落在外的亡命徒，纷纷参加了地中海海盗的行列，他们的劫掠，变成了海上的灾难。海盗的活动，在十七世纪前半期，达到了极点，危及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海岸。在十七世纪后半期，英国和法国在海上作战，迫使海盗尊重这两个国家的国旗，但是，较小的国家，仍然要每年纳贡，替自己的侨民和商业取得豁免，而这种豁免无论如何也是靠不住的。荷兰，丹麦和瑞典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甚至北美合众国，也曾为寻求安全而每年纳贡，并且在1783年，卷入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在那个时候，阿尔及利亚是海盗的大本营。自1796年以后，美国向的黎波里缴纳八万三千美元的年贡，到1801年，的黎波里的岱坚持要美国增加年贡的数量，因此引起一场持续四年的战争。1815年，美洲又开出一支敌意的舰队，访问了的黎波里。由于跟柏柏尔国家进行海战，这对美国舰队的发展是起了一些刺激作用的。

北非大部分地区的征服，是在素莱曼一世在位的时代（1520—1566年）完成的，他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者的儿子，在他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达到了极盛时代。在素莱曼在位的时代，大半个匈牙利被征服了，维也纳被围攻了，罗得岛被占领了。奥斯曼人的版图，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连绵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连绵到尼罗河第一瀑布。这不仅是现代最强大的穆斯林国家，而且是最持久的穆斯林国家。历代的素丹，不下三十六位，都是奥斯曼男性的直系亲属，自1300年传位到1922年。

素莱曼在他的人民中间，是以“立法者”（al-Qānūni）这个荣誉的称号闻名的，因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部法典，曾受到后代高度的尊重。他曾委托阿勒颇人易卜拉欣·哈莱比（1549年卒）编纂一部法典，名叫《群河总汇》（Multaqaal-Abhur）。在十九世纪的改革之前，这部书一直是奥斯曼法律的标准著作。但是，对欧洲人来说，素莱曼是以庄严者闻名的，而他确是庄严的。他的宫廷是欧亚两洲最辉煌的宫廷之一。下面是他曾经写给法兰西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一封信，所使用的风格是值得注意的：

我是素丹们的素丹，君主们的君主，是把王冠分配给地面上的国王的人，是上帝在大地上的影子，是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马尼亚、罗马国、左勒卡德里亚、迪亚巴克尔、库尔迪斯坦、阿塞拜疆、波斯、大马士革、阿勒颇、开罗、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整个阿拉比亚、也门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素丹和君主，这些地方是我的高贵的先辈和我的光荣的祖先（愿上帝照亮他们的陵墓）用他们胳膊的力量所征服的，也是“我陛下”用自己炽热的宝剑和胜利的大刀所制服的，我是素丹素莱曼汗，是素丹赛里木汗的儿子，是素丹巴叶济德的孙子，我写信给你法兰西斯，法兰西国的国王。

素莱曼曾用清真寺、学校、医院、大厦、灵庙、桥梁、水管桥、队商旅馆、共公澡堂等建筑物，去装备和美化首都和其它城市，据说有三百三十五座建筑，是他的总建筑师息南所建成的。息南原来是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基督教青年，可能是应募到君士坦丁来的，后来成为土耳其最卓越的、精力最旺盛的建筑家。他的杰作，是富丽堂皇的素莱曼清真寺（为了纪念他的恩人素莱曼），以此来使圣索斐亚教堂暗淡无光。它的庄严的圆顶，比查士丁尼大教堂的还要高十六英尺左右。它的凹壁（mihrāb）和后墙，都是用波斯式的瓷砖加以装饰的。当灰光灯照耀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这座都城的时候，曾一度迷人的麦地那、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从前强大帝国的首都和灿烂的文化名城——都已被用作各地区长官和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驻军的住所了。从前在历史上，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城墙下面，曾经四次出现过气势汹汹的来自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阿拉伯军队。

土耳其文化，完全是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惊人的混合物。远在突厥人迁移到西亚之前，他们就与波斯人接触，从波斯人那里采取了艺术的主题、纯文学的典范以及颂扬国王的那些政治观念。他们爱战争，喜征服，好客而且有同化力的倾向，这些可以说是游牧生活的纪念物。拜占廷人曾供给他们军事的和政府的各种制度，那主要是由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人间接传授的。但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是土耳其人的教师，与希腊人是罗马人的教师具有同样的意义。从阿拉伯人那里，土耳其人获得了科学和宗教——包括社会经济原理和宗教法律——以及书写用的字母体系，这种字母一直用到1928年。土耳其人（突厥人）还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时候，他们只有少量的书面文学，因此，他们曾采用过叙利亚书法，那是由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传授他们的。由于采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字母，就有成千上万宗教的、科学的、法律的和文学的术语，是借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尽管最近民族主义者想方设法企图肃清外来语，那些术语仍然有许多埋置在土耳其语里面。奥斯曼人在三个方面曾作出比较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治国才能、建筑学、诗歌。

奥斯曼帝国，象以前罗马人的帝国和阿拔斯人的帝国一样，在特征上和组织上，本来是军事的和朝代的帝国。它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人民的福利，不如说是以素丹兼哈里发为化身的国家的福利。人民当中包括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埃及人、柏柏尔人、库尔迪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民族集团，他们各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奥斯曼人用宝剑把他们结合了起来。统治阶级，喜欢自称“欧斯曼利”（‘Uthmānli）、“奥斯曼利”（Osmanli）、“奥托曼”（Ottoman），土耳其农民与统治阶级不同，他们也算做被统治的人民。土耳其人在自己广阔的领土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占优势的少数集团，他们没有企图在阿拉伯人的地区殖民。但是，他们与非穆斯林的妇女结婚，以便他们的血统得以保持新鲜，同时对任何一个臣民，只要他信仰伊斯兰教，说土耳其话，并参加土耳其宫廷，他们就承认他有充分的公民权。当时实行定期征募儿童的制度，在继续实行这个制度的年代里，他们能够迫使受过训练的青年去服兵役和参加行政事务，并且把非穆斯林家庭出身的优秀的男性青年加以同化。被征服人民中的最有才能的人物，有些被吸收并集中到首都来，加以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然后利用他们去促进帝国的繁荣和进步。塞加西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甚至亚美尼亚人，都有被提升到帝国最高职位的，还有一品当朝为宰相的。

这个国家，与其说本来是为人民的福利而组织的，不如说是为战争的便利而组织的，它幅员广大，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甚至在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在基督教的这个教派和那个教派之间——存在着裂痕，具有这些缺点的一个国家，衰退的种子早已埋置在它的基本组织里了。它曾经面临民族主义获得胜利的世界，因而它的处境变得很坏。伊斯兰教国家，为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而精心结构了宗教团体内部的自治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各宗教团体享有大量的自治权，这个国家向来贯彻这个古典的制度，同时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素丹兼哈里发——的手中（最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王位继承的系统，又不明确，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帝国组织先天的弱点。奇怪的不是帝国的分崩离析，而是分崩离析竟没有更早地发生。

素莱曼死后不久，这个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1683年进攻维也纳失败，可以认为是下坡路开端的标志；土耳其在欧洲的扩张，再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此后，土耳其人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保持既得领土的问题，而不是获得更多领土的问题；武装力量的任务不再是进攻，而是防守了。除国内堕落腐化的势力之外，在十八世纪又来了外国的势力，当时，法兰西、英吉利、奥地利、甚至俄罗斯，已开始要求“势力范围”，而且开始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欧洲“病夫”的财产。但是，由于列强竞争，互相猜忌，缺乏一致行动，病人才得以苟延残喘。

北非的阿拉伯人地区，是奥斯曼帝国最初丧失的领土。那些地区，接近南欧，远离伊斯兰国家在西亚的中心和心脏，那里伊斯兰教的传统比较薄弱，柏柏尔人和欧洲人的血统，在人口中又占着较高的比例，因此，那些地区从一开头就是自便的。

阿尔及利亚，是从这个帝国被分割的第一个阿拉伯地区。1830年，法兰西的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海岸登陆，外表上是报复海盗的活动，是为遭受阿尔及利亚统治者侯赛因岱侮辱的法国领事报仇。十八年之后，法国宣布这个国家及其沿海一带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1942年11月，美军在那里登陆，赖法尔援引1848年法令，提出抗议，坚持整个地区都是法兰西自然的延长。象其它省份一样，阿尔及利亚也派代表参加法国议会。法国军队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经过八年的流血战争，于1962年缔结了和平条约，阿尔及利亚遂获得独立。

法兰西帝国向东发展，结果于1881年占领了突尼西亚，在那里奉行同样的政策，其范围几乎是一样广大的。正如在阿尔及利亚一样，法兰西语代替了阿拉伯语，成为当地人的文学语言。突尼西亚，名义上虽然是一个保护国，但是，实际上简直是法兰西的一个属国。一个法国总督，坐在本国贝的旁边，管理一切公务。但是，由于接近埃及，穆斯林的民族传统保持得比较牢固。在这两个地区，都有成千上万的法兰西移民定居下来。突尼西亚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因为那里有数量和规模都很大的意大利殖民地。在法兰西的制度下，阿尔及利亚和突尼西亚都享受了较高程度的安全和公共卫生，得到更便利的交通设施，这是毫无疑义的。突尼西亚在1955年获得内部自治，1956年获得完全独立。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现在都是共和国了。

的黎波里塔尼亚，大部分是干燥的沙漠，沿海一带有几个绿洲，曾是柏柏尔人国家里最后的土耳其前哨。作为1911—1912年土耳其一意大利战争的结果，的黎波里塔尼亚从奥斯曼人的手中被夺去，改成一个殖民地，于1934年与昔兰尼加合并成意大利的利比亚。二次大战期间，英国、法国和利比亚当地的军队共同行动，把有德国人帮助的意大利的军队赶出了利比亚。1951年，利比亚宣告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王国。

1901年，法兰西开始征服摩洛哥。在这里，曾经建立过两个强大的阿拉伯—柏柏尔帝国，但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法兰西的地带是在1907年到1912年期间完全取得的。同时，西班牙也在忙于夺取自己的份额，即与西班牙海岸正对面的那个地区。1956年法国和西班牙都放弃了自己的保护国，满足了摩洛哥素丹（现为国王）的要求。撒哈拉沙漠以北的“白非洲”（以南的通称为黑非洲），在1830年后的八十二年间，全部落入南欧三个拉丁国家的手里，而经过二次大战后，这里完全获得了解放。在二次大战之前，虽然有些民族主义的骚扰，整个地区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第五十一章 埃及和阿拉伯人的新月

埃及在地理上是非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历来是西亚的一部分。埃及同较大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构成一个阿拉伯人的集团，一方面，与北非集团不同，另一方面，也与阿拉比亚集团（半岛集团）不同。

素丹赛里木任命了一位奥斯曼的帕夏为埃及总督，并留下一支占领军，包括五千多名土耳其禁卫军，此外，他对于埃及的行政并没有作过什么根本的变革。他所选择的总督，是叛逆哈伊尔贝，阿勒颇的土耳其长官，他曾背叛自己的麦木鲁克主子。赛里木在开罗游览几天，就返回首都去了，他带回一个皮影戏，供太子素莱曼娱乐。埃及被划分为十二旗（sanjāq），仍归旧有的麦木鲁克管辖。每一个麦木鲁克贝的周围，都有一个小组，由奴隶战士组成，他们执行他的命令，维持他的权力。奴隶主要是从高加索输入的，麦木鲁克人就凭着他们使自己的家族保持生气。正如在以前的统治时代一样，麦木鲁克人征收赋税，招募兵员，但是，他们缴纳年贡，表示承认奥斯曼人的宗主权。

过了不久，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奥斯曼帕夏，就不再对于地方政务实行真正的控制了。他不会说埃及的土语，不了解地方的情祝，这是根本的困难。这种帕夏在职的时期，无论如何是短暂的。在土耳其直接统治埃及的二百八十年间，就更换过一百多个帕夏。驻防军本来就有变成蛮横无理，不好驾驭的倾向，班底的频繁更换，就越加削弱了对于驻防军的控制。自十七世纪开始，兵变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诸帕夏和诸贝之间的倾轧，已变成这个地区政治史上循环演出的节目，当诸贝之间的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达到不可开交程度的时候，帕夏就坐收渔人之利。当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权走下坡路的时候，它所任命的总督的威信，在整个帝国里每况愈下了。

在双重的控制之下，本国人民日益陷入艰难和贫穷的深渊。农民遭受帕夏和麦木鲁克残酷的剥削，处境十分悲惨，简直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极为盛行。动乱、饥荒、鼠疫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1619年的一次鼠疫中，据说死亡三十三万多人；在1643年的另一次鼠疫中，有二百三十个乡村变成一片荒凉。据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易司哈基的记载，1619年鼠疫猖獗，开罗的商店大半关门，只有卖尸布的商店，白天黑夜都开门营业。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埃及的人口曾达到过八百多万，在十八世纪末，下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1769年，阿里贝获得充足的力量，赶走了奥斯曼人的帕夏，宣布脱离“崇高的阙下”而独立。麦木鲁克人的势力，这时已高涨到了极点。阿里贝相传是高加索一个牧师的儿子，曾被土匪绑架去卖作奴隶。1769年，土耳其素丹对俄罗斯作战，命令阿里贝在埃及集结军队，他就利用这批军队去为自己征服阿拉比亚和叙利亚。他的副总督女婿艾卜勒·宰海卜于1770年7月，胜利地进入麦加城。麦加的舍利夫（sharīf），由一位争夺权利者所取代，他于是把“埃及素丹兼两海（地中海和红海）的统治者”

这个浮夸的头衔赠给阿里贝。舍利夫的职位（麦加的政府），常常是由先知的后裔充任的。阿里贝不仅僭称素丹，而且享有素丹的大权，包括货币的铸造和在公共祈祷中为他祝福。1771年，艾卜勒·宰海卜统率三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叙利亚，占领了以大马士革为首的几座城市。因胜利而得意忘形，他背叛自己的主子，同土耳其政府举行秘密谈判，掉转军队去进攻埃及。阿里贝于1772年4月，逃到阿卡（阿克）去依附他的巴勒斯坦同盟者和老叛友扎希尔·欧麦尔。在那里，他接受了军需品和阿尔巴尼亚援军三千名，那是停泊在阿卡港的俄国军舰供给他的，于是就统率着这支援军，返回埃及，去收回他已丧失的王位。他在战场上负伤，不久死去（1773年），或者是因伤而死，或者是被人毒杀的。他从前的奴隶艾卜勒·宰海卜，从此挂上两个头衔：一个是地方首长（shaykh al-balad），是主要的麦木鲁克的头衔，另一个是帕夏，是“崇高的阙下”授予他的爵号。仅次于地方首长的最高的麦木鲁克人的官职，是朝觐长官（amīr

al-hajj），这是主持一年一度的朝觐天房事务的官员。阿里贝的崛起，尽管是暂时的，但却揭露了奥斯曼帝国地位的脆弱性；艾卜勒·宰海卜的就职，就是承认麦木鲁克有变成奥斯曼总督的权利。

主要的几位麦木鲁克，为争夺埃及政权而兵连祸结，一直到拿破仑出现时才告结束。1798年7月，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奇怪的、强大的侵略者，好象从天而降，突然在亚历山大港登了陆。登陆后，他发表了阿拉伯语的布告，说明他公然自认的目的，首先是惩罚麦木鲁克们，指责他们不象他和他的法兰西同胞那样是善良的穆斯林；其次是把埃及的政权归还“崇高的阙下”。他的真实的意图，是要切断大不列颠帝国与东方的联系，而给它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达到取得世界霸权的目的。但是法兰西舰队毁于阿布基尔湾（1798年8月1日）；不幸的远征，又在阿卡遭受挫折（1799年）；法兰西海军再败于亚历山大港（1801年3月21日）：这些事件挫败了拿破仑在东方的野心，并且迫使法军从埃及撤退。埃及在世界事务中历来只起一个配角的作用，只当做土耳其贡品的源泉和作战基地，以维持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和阿拉比亚的统治权，而现在，埃及突然被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成了进入印度和远东其余地区的入口。拿破仑的远征，把欧洲人的眼睛转移到有点被忘记的通向印度的陆路，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把近东变成了欧洲玩弄种种阴谋手段的风暴的中心。

在有功于驱逐拿破仑出埃及的那支土耳其军队里，有一名青年军官，出生于马其顿，名叫穆罕默德·阿里。1805年，“崇高的阙下”任命他为帕夏，而他自称尼罗河谷的新主人，只在名义上从属于“崇高的阙下”。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埃及历史，实际上是这个人的历史。阿里王朝统治埃及，直至1952年，穆罕默德·阿里被称为埃及之父——至少是现代埃及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他所表现和发挥的首创力、活动力和想象力，是同时代任何穆斯林都比不上的。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他总是占优势的。他没收了全国地主所占有的土地，而变成了独占的地主；又创造对于主要农产品的垄断制，而变成了唯一的生产者和承包人。这是阿拉伯世界关于国有化的第一次尝试。他为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而开凿河渠，奖励科学的农业，栽培从印度和苏丹引入的棉花（1821—1822年）。他自己是文盲，但是，他奖励学术，创立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在国内创办第一所工科学校（1816年）和第一所医科学校。他主要从法国聘请了许多教授和医生。他邀请了几批外国专家——军事专家和教育专家——来训练本国的人民，并派遣几批留学生到欧洲去学习军事和教育。据文献的记载，在1813年和1849年（他去世的这一年）之间，曾有三百十一个埃及学生，被派往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奥地利等国留学，由国家开支的经费共计二十七万三千三百六十埃镑。在巴黎有一所埃及留学生会馆。指定学习的科目，是陆军、海军、工程、医学、药学、艺术和工艺。从此以后，法语在埃及学校的课程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埃及的法国学校，即使在现在，也比其它任何外国学校更受学生们的欢迎。

法国陆军上校西维，改信伊斯兰教后改名素莱曼帕夏，曾改组埃及军队，使之现代化，并且参加了侵略叙利亚的战争。开罗有一条大街，用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他的子孙曾与阿里家族通婚。另一个法国人，一个造船工程师，建立了埃及的海军。第一次军事冒险，是1811年对瓦哈比派的阿拉比亚作战，这次战争，到1818年才告结束。第一支陆军，约一万人，由总督的十六岁的儿子都孙统率，在这支军队出发时，总督曾在开罗的城堡里举行欢送会，他邀请了许多体面的客人，其中当然有麦木鲁克人。喝过咖啡之后，麦木鲁克人由一条狭窄的走廊，向着大门陆续出来，他们当场被突然袭击，遭到屠杀。四百七十个麦木鲁克当中，只有很少几个逃脱。小山上的屠杀，是在全国肃清麦木鲁克人的一个信号。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历时几乎六百年之久的埃及麦木鲁克人问题，就此永远解决了。

经过第二阶段一系列的战役，1820年，埃及的旗帜被带到了东部苏丹（努伯，al-Nūbah）。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继续了这项征服工作，而且遗留下一个问题，埃及人和英国人为了这个问题彼此一直闹得不可开交。在第三次冒险中，埃及的陆军和海军，与“崇高的阙下”的武装力量合作，共同镇压希腊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麦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庆祝了他的大胆的改革和对禁卫军团的剿灭，而成为统治的素丹。土耳其—埃及联合舰队，于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岛，被英、法、俄联合舰队所摧毁。七百八十二只兵船，只剩下二十九只漂在海上。“崇高的阙下”曾应许埃及总督，以叙利亚和摩里亚的政权为报酬来答谢他的支持，当这个诺言不获实践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任命他的儿子和“装甲的胳膊”易卜拉欣，于1831年前去征服叙利亚。易卜拉欣曾统率1816年到1818年战胜瓦哈比派的战役，也曾指挥过对希腊人的失败的战役。这实在是穆罕默德·阿里在位时代最后的和最重大的军事冒险事业。在占领叙利亚十年之后，当快要对整个奥斯曼帝国作最后一击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在欧洲列国的命令之下，把他的军队撤回埃及本土。那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决定让奥斯曼帝国保持原样。它们认为，一个年轻而且强盛的国家的兴起，一定会危害它们在东方的势力和交通线。1841年2月13日，奥斯曼帝国素丹下诏，规定埃及帕夏的职位由穆罕默德·阿里的家族世袭，并以苏丹的统治权授予他。一个埃及—亚细亚帝国的梦想，从此宣告了可耻的结束。

1516年，赛里木征服了叙利亚，对于那个地区的行政和人口，都没有造成重大的内部变化。行政区划采用了一个新名称，叫做省（walāyah）。大马士革省扩大了，增加了耶路撒冷、萨法德和加宰（加沙），受加萨里管辖，这个叛逆的省长，象哈伊尔贝一样，曾在达比格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叛卖了他的麦木鲁克主子奥里。加萨里就这样变成了叙利亚实际的总督。他并不以此为满足，1520年，赛里木一世去世，他以“最贵之王”为号，自称独立的君主，用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并且劝诱他的难兄难弟，阿勒颇的哈伊尔贝也照这样做。但是，素莱曼迅速行动。他的禁卫军破坏了叙利亚首都及其郊区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叫老百姓也遭受惩罚，这使人回想起帖木儿的日子，一提到禁卫军，人们就联想起恐怖来，而这种恐怖一直留在叙利亚人的脑海里。

土耳其的帕夏，现在一个跟一个地迅速更换，在起头的一百八十年内（1517—1697），大马士革省的帕夏更换了一百三十三人，比埃及的情况还要糟糕。在三年之内，阿勒颇看到九个面孔不同的省长（wāli）。这些官吏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用金钱买到自己的官职的，他们把做官看成是发财致富和取得荣誉的手段。“崇高的阙下”，甚至对于钦差大臣，也往往管束不严。老百姓是赖亚（rayah），即被人放牧的羊群，是供人剪毛和挤奶的。作为赖亚，他们被分成若干教派（millets），这就把叙利亚人变成一些沉默寡言的小民族。甚至在叙利亚居留的欧洲人，也被当做教派来对待，服从本教教长的法律，还享受治外法权所授予的其它特权。威尼斯人是首先获得治外法权的。1521年，素莱曼同他们签订了一项条约，共计三十章。过了十四年，法国人接受了他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于1580年接受了同样的特权。素丹中有三位大胆的改良家：赛里木三世（1789—1807年在位）、麦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他们曾为改良老百姓的状况而进行过并非有力的尝试，而实际效果等于零。改良条例（tanzīmāt）的目的，是消除赖亚为之而痛苦的无资格状况，取消赋税承包制，保障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全国人民，不分宗教和种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已经公布了的），对于这些条例，并没有做过有效的补充。青年土耳其党1908年的改良，也同样是无效的。

叙利亚经济的不断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奥斯曼人的瞎搞。1498年发现从欧洲绕好望角而至印度的海道之后，国际商业的道路就从阿拉伯东方转变方向，葡萄牙人便代替了阿拉比亚人和叙利亚人作为经纪人的地位。阿拉伯人的国家，在商业上就成了旁道。1492年发现了新世界，世界事务的重心，向西转移，地中海被遗弃了，到这时地中海是名副其实的中间海了。过了三百五十多年，地中海才恢复了它作为国际商业大道的地位——因为穆罕默德·阿里的一位继任者易司马仪在1869年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十八世纪人口稀少的巴勒斯坦，从哈只们征收的费用，构成了收入的主要项目。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地区，原来很肥沃，而且获得充分的灌溉，但是，到十八世纪中叶，已变成沙漠了。十八世纪末，叙利亚的人口，大约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其中约有二十万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在十九世纪初期，耶路撒冷的人口，约计一万二千人；在十九世纪中期，大马士革的人口是十五万，贝鲁特的是一万五千，阿勒颇的是七万七千。

在奥斯曼人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叙利亚商人发展了陆路的商业，阿勒颇变成连接伊拉克，最后连接波斯和印度的商业道路的终点。阿勒颇逐渐有了几个欧洲侨民的居住区，其中最早的是威尼斯人的居住区。根据1535年素莱曼应许佛兰西斯一世条件，同时也根据1740年麦哈茂德一世和路易十五世签订的条约，法国人居住区把所有访问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法国人的住宅（工厂），不久就遍布于叙利亚其它城镇。英国商人跟着法国人也到了叙利亚。他们统统都企图满足西方人对于东方奢侈品和生产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在十字军战役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穆斯林看来，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低级民族，他们在早期必须穿本地服装，这样才能减少遭受人身侮辱或伤害的机会。紧跟在欧洲商人后面的，就是欧洲的传教士、教师、旅行家、冒险家等。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主要是耶稣会（Jesuit）、加普新会（Capu-chin）、拉扎尔会（Lazarist）的活动，结果是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建立了希腊各教会，这些教会分两类：叙利亚教会（在仪式中使用叙利亚语）和希腊教会（在仪式中使用希腊语）。黎巴嫩的君主法赫鲁丁·麦耳尼二世（1590—1635年）所建立的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政体，为西方文化的影响敞开了大门。

这位封建君主与他的祖父法赫鲁丁（1544年卒）同名，当土耳其人和麦木鲁克人为争夺叙利亚的霸权，而在达比格爆发战争的时候，他祖父劝告自己的人民坐山观虎斗，等到胜负已决，再跳到胜利的一方去。当赛里木胜利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法赫鲁丁率领着他的伙伴们——黎巴嫩的首领们，出现在这位胜利者的面前，跪下吻地面，而且作了一篇十分热情洋溢的演说，以致素丹批准他和他的同僚们及酋长们保持原有的封地，让他们继续享有在前政权下所享的地方自治权，并向他们征收较轻的年贡。土耳其人开头就体会到，黎巴嫩有德鲁兹教派和马龙教派的那些吃苦耐劳的山里人，是有资格享受与叙利亚不同的待遇的。大马士革的土耳其省长，很好地担任了“崇高的阙下”和黎巴嫩封建主之间的联络官，那些封建主对于内部事务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把封地传给自己的子孙，横征暴敛，不为素丹服兵役。

在法赫鲁丁二世的统治下，由原来的一个阿拉伯部族发展起来的麦耳尼家族的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曼的黎巴嫩——即使不是整个叙利亚——的历史上，他是精力最充沛、最引人注意的形象。这个侏儒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鸡蛋从他的腰包掉出来，也是不会打破的”。他胸怀三个大志：一是建立一个更大的黎巴嫩，二是割断黎巴嫩与“崇高的阙下”的一切关系，三是使黎巴嫩走上进步的道路，而他几乎实现了他的梦想呢。他从“崇高的阙下”接受了贝鲁特和西顿两省，从他的北方邻人的手里抢夺了的黎波里、巴勒贝克、比嘎耳，从他的南方邻人接受了萨法德、太巴列和拿撒勒的归顺。于是他开始展望海外。1608年，他与托斯卡纳的梅迪奇大公菲迪南德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包括一个秘密的军事条款，明白地指出是反对“崇高的阙下”的。从大马士革开来的一支土耳其军队，成功地把他驱逐出境，他不得不带着自己的眷属和随员们，在他的意大利同盟者的首府佛罗伦萨寻找避难所。他在欧洲侨居五年（1613—1618年）后，返回他的世袭的领地，更加决心要使之扩大，而且实行现代化。1624年，“崇高的阙下”承认他是阿拉比斯坦（‘Arubistān）的领主，他的边界从阿勒颇到埃及的边界。他从意大利聘请了许多建筑师、工程师和农业专家，并且在农民中奖励改良的耕作方法。把比嘎耳区沼泽地带的水排尽，这是他的计划之一。此外，他还欢迎许多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主要是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在贝鲁特、西顿、的黎波里、阿勒颇、大马士革，甚至在黎巴嫩的乡村里，建立了许多中心。法赫鲁丁在奥斯曼当局面前承认伊斯兰教，在他的人民面前承认德鲁兹教派，而他对于基督教又深感兴趣，以致有人说他曾受过洗礼。在他的小王国里，德鲁兹教派和基督教徒和睦共处。由于他对基督教表示同情，再一次使“崇高的阙下”的猜疑的眼睛转向于他。从大马士革派出的一支军队，再一次向他进军。在稍作抵抗之后，他逃避到查精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去，1635年2月被发现，被套上锁链押送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和陪伴着他的儿子们一同被处斩，他的尸体被扔在一座清真寺的前面，示众三天。他所重视并为之而努力的事业，即求得一个独立的、更大的黎巴嫩，由另外的一位封建君主伯什尔·什哈比（1788—1840年）继承下来，但是，直到1943年，这个事业才算完全实现了。1697年继承麦耳尼家族的什哈比家族，把他们的世系追溯到一个最高贵的阿拉伯部族，古莱氏部族。黎巴嫩王室的缔造者，是麦耳尼家族最后的统治者的女婿。

叙利亚的本地官吏，在十八世纪以前，还没有发迹。这些官吏当中，首先发迹的是易司马仪帕夏·阿兹木，他是大马士革人，1724年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比易司马仪更卓越的，是他的儿子和继任者，他在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公馆，现在仍然排列在那两座城市里可以游览的地方。阿兹木家的其他成员，曾被任命为西顿和的黎波里的官吏，但是，和黎巴嫩的那些封建主不同的是，他们虽遭受那些地区的虐待，仍效忠于“崇高的阙下”。易司马仪是死前下狱的，艾斯耳德是1757年，由君士坦丁堡下令，在澡堂里被暗杀了的。

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尊严、威信，迅速衰落，追求独立或获得独立的头领的数字却逐渐增加。象黎巴嫩和埃及一样，巴勒斯坦是这种人物活动的舞台，他们当中最出色的，是舍赫扎希尔·欧麦尔，他是一个游牧人，父亲为萨法德区的酋长。年轻的扎希尔于1737年初登政治舞台的时候，就把太巴列算入他的酋长国。其他城市有些顺从了他，1750年，这个强夺者就把他的公馆建立在阿克。在十字军战役中部分被毁的这座城市，变成了设防城市，而且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位新主人，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这座城市。他扑灭了抢劫之风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励奖小麦的栽培，提倡发展丝织工业和棉纺工业，并且宽大地对待信奉基督教的人民。给他作传的人说：“甚至连手持黄金的妇女，也能到处游历，不怕遭遇危害。”

扎希尔在自己独裁的位子上，感到平安无事了，便与埃及的阿里贝缔结盟约。当时俄国正在卷入与土耳其苦战的漩涡，俄国的战船在东地中海里演习，他在取得俄国合作的情况下，于1772年占领了在黎巴嫩脚边的西顿。三年之后，黎巴嫩的封建主什哈比，与大马士革省长同盟，并且率领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一个分遣队，进攻扎希尔的首都。在围攻之际，扎希尔被一个受人收买的手下人暗杀了。在企图保卫西顿的那支叙利亚军队里，有一个小军官，名叫艾哈迈德·查萨尔，他继承了扎希尔的职位，而且扮演了戏剧性更强的角色。

后来改名艾哈迈德的这个男孩，原来是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徒，他犯了强奸罪，逃到君士坦丁堡，把自己卖给一个犹太教的奴隶贩子，被运到开罗，卖给了阿里贝。作为刽子手，他为主子立了大功，因而有了查萨尔（意为屠夫）的绰号。查萨尔从埃及逃到叙利亚，在西顿对扎希尔作战中立了功，被任命为西顿的长官。他逐渐扩张自己的权力，向北侵入黎巴嫩，向南侵入巴勒斯坦，在那里继承了扎希尔在阿克的职位。他建立了两支卫队，一支是由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骑兵军团，一支是由马格里布人组成的步兵军团。他想尽办法来加强这个城市的工事，并且在港口里组织了一支小型舰队。1780年，“崇高的阙下”作为权宜之计，把大马士革省长的职位赏赐他，使他真正成为叙利亚的总督和黎巴嫩的公断人。名义上他虽然承认“崇高的阙下”的权利，但是他却肆无忌惮地把素丹赛里木三世的钦差大臣处死了。正是这位艾哈迈德帕夏，在史密斯爵士所指挥的舰队的协助下，成功地反抗并打退拿破仑对阿克的猛攻。查萨尔这个强夺者和独裁者，在对付敌人和嫌疑犯的时候，是残忍的。他始终保持屠夫的声誉。据一位本国的编年史家的著录，查萨尔有妻妾三十七人，她们当中有几个有不贞洁的嫌疑，他曾命令太监们把她们投入熊熊的火葬堆。在全国各地，他的姓名仍然是恐怖和残忍的同义词。1804年，他的未因失败和挫折而受到损害的一生，在疾病中自然告终了，这真是一种稀罕的现象。

在查萨尔的时代，黎巴嫩的统治者是艾米尔伯什尔二世（1788—1840年），在拿破仑入侵的时候，他未能驰援阿克的统治者，因此，引起查萨尔的冷遇。伯什尔当时不能不乘一只英国船，退到塞浦路斯岛。他使比嘎耳隶属于黎巴嫩，因而卷入与大马士革和的黎波里的省长们的争论的旋涡，于是在1821年逃到埃及。在埃及期间，他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交上朋友。1831年，易卜拉欣率领埃及军队入侵叙利亚，他们发现伯什尔和他的部下是现成的同盟者。易卜拉欣在占领雅法和耶路撒冷之后，围攻阿克，黎巴嫩人便帮助他猛扑这座城市。大马士革投降的时候，德鲁兹人站在城墙的前面。打垮了驻防于希姆斯的土耳其军队，通往小亚细亚的道路就敞开了。陶鲁斯山隘有几处必须放宽，埃及的炮队才能通过。由于1832年科尼亚的胜利，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就畅通了。埃及的帐棚，搭在屈塔希亚，几乎在博斯普鲁斯的视野之内。这惊动了俄国。法国向来是鼓励穆罕默德·阿里向外扩张的。法国和美国由于猜忌俄国，为了素丹的利益而被迫行动。埃及的野心，就这样终归失败了。

起初，易卜拉欣讨好叙利亚人民，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基督教徒，为此而建立了安全和公道，推行了社会改良。后来，在大马士革那样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能骑着马或戴着白的、红的或绿的头巾，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能在政府机关里担任责任重大的官职。所有这些无资格的人，现在都被撤职了。但是，随后易卜拉欣遵照他父亲的指令，把原来的赋税提高两倍多，对于丝绸和其他土产，建立了国家垄断（这是依照埃及的先例的），更坏的是，还坚持解除人民的武装，并实行征兵制。征兵制在叙利亚人，特别是黎巴嫩人看来，是最侮辱人的制度。1834年在巴勒斯坦开始的起义，蔓延到叙利亚全境。1840年6月8日，黎巴嫩的起义者发表宣言，列举埋怨的各种原因，就把解除武装和征兵制度放在首要地位。在那个时候，由于黎巴嫩封建地主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的友谊，黎巴嫩曾获得特殊的待遇。穆罕默德·阿里希望从黎巴嫩的森林里获得重建他的海军船只的木料，他的海军在纳瓦里诺岛几乎全军覆没了。当年埃及人在盖尔那伊勒开采煤矿，在麦特尼县的麦尔哲巴开采铁矿的痕迹，仍然是引人注目的。素丹麦哈茂德想要扑灭这些起义，竟于1839年又大胆派出一支军队到叙利亚去，结果在尼济普（在叙利亚北部）遭到惨败，使帝国再一次跪在它的封臣的脚下。但是，列强再次干涉，于1840年11月22日，强迫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撤退。易卜拉欣于12月29日从大马士革动身，取道加宰回国。伯什尔由一只英国船送到马耳他岛。具有国际意义的叙利亚—埃及插话，结果是加强了英国在东方的利益，而牺牲了法国的利益。

奥斯曼当局现在相信，要使黎巴嫩归他们直接控制，唯一的办法是在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之间煽动斗争，在伯什尔统治之下，正如在法赫鲁丁的统治之下一样，在这两个教派当中，总的准线是遵循党派的路线，而不是宗派的路线；黎巴嫩间歇的国内战争，直到现在，都是封建性的战争，不是宗教性的战争。土耳其人对于古罗马的格言，《分而治之》的应用，并非新手。为了控制各省，现在正是他们开始执行中央集权政策的时候。在基督教徒和德鲁兹派教徒中间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基督教徒中的群众，内心惶惶，对于封建贵族政治心怀不满。北方的黎巴嫩农民，受牧师们的怂恿，于1858年举行暴动，反对地方的封建主，还计划在农民之间平分他们的大量财产。伯什尔是黎巴嫩历史上最坚强的统治者，他曾保持高标准的社会治安和公道，修筑新道路，奖励吸收西方的文化教育影响，但是，他的同名者和继任者，却是另一种素质。

在德鲁兹派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之间，因土耳其政府的挑拨离间而发生了许多内部的骚动，这些骚动，开始于1841年，以1860年的大屠杀为结束。1860年这一年在这个国家的编年史上永远是不光彩的。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是当时的哈里发。在这次大屠杀里，大约有一万一千个基督教徒（大半是马龙派教徒），死于动乱，有一百五十个乡村，曾被焚毁。黎巴嫩的农民，仍然以这个动乱年（sanat

al-harakah）为他们历史上地方事件的纪元。这次屠杀，曾引起欧洲人的干涉和法国军队对黎巴嫩的占领。1861年，这个山区接到一个法令（三年后曾经修订），准许享受在一个信基督教的总督（mutasarrif）统治下的民族自治，总督每五年改任一次，由素丹任命，由各签字国批准。历任的总督，都是天主教徒。新的黎巴嫩山总督辖区，没有土耳其驻军，不向君士坦丁堡缴纳年贡，辖区的公民不服兵役。第一任总督达五德帕夏（1861—1868年），出生在阿贝的一所小学校旁，那所学校创建于1862年，是作为德鲁兹教派的学校，由宗教基金维持的。

黎巴嫩在总督和民选的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繁荣起来，那是邻近的任何一省都比不上的；黎巴嫩被认为是土耳其各省实行民族自治的“最有用的范例”。黎巴嫩的治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标准，都进步到奥斯曼帝国任何一省望尘莫及的程度”。黎巴嫩人口的增加，找到了一个出口，即迁移到埃及、美洲和澳洲，在那些地方，黎巴嫩移民的子孙，仍然是兴旺的。黎巴嫩的民族自治，继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被土耳其人摧毁了。被吸引到自治的黎巴嫩来的西方教师、传教士、医生和商人，数量比近东任何地方都要多。黎巴嫩的人口，大半是基督教徒，因此，更能接受欧美的观念和习惯。比较伯什尔和法赫鲁丁的时代，黎巴嫩更加变成了窗口，阿拉伯人的四方院子，通过这个窗口，向西窥视外面的世界了。

奥斯曼人在1534年开始于幼发拉底河谷的景况，是与尼罗河谷的景况不相上下的。土耳其的帕夏、本国的封建地主、麦木鲁克人，争权夺利，同时人民群众遭受贪赃枉法、扰攘不宁的灾害。在这里也同在别处一样，在帝国的强盛时期逝去之后，到十六世纪末，省长的权力开始动摇起来了。历史的话题集中到巴格达的各种人物和阴谋上面，巴格达是全国被分成的三个省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其余的两个是巴士拉和毛绥勒（摩苏尔）。这个国家具有汉谟拉比和尼布甲尼萨统治下的古代声望，还具有哈伦和麦蒙统治下的中世纪的光华，而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黯然失色，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十叶派分子，在伊拉克人口中占优势；与君士坦丁堡总部之间的交通有困难；与十叶派的波斯很接近；城市和各部族之间有裂痕：所有这些都是伊拉克形势的明显的特点。现在，就象拜占廷时代那样，君士坦丁堡和波斯仍在争夺这个国家的霸权。十叶派认为，最神圣的陵庙都在伊拉克，如卡尔巴拉的侯赛因陵庙、纳贾夫的阿里陵庙、卡齐迈因的第七位和第九位伊马木的陵庙，因此，伊拉克是十叶派的根据地，十叶派的皈依者都把逊尼派的哈里发和奥斯曼的素丹看作是篡夺者。同时，他们把波斯人认作朋友和同盟者。十叶派的因缘，构成了伊拉克和波斯之间最坚强的纽带。在整个十六世纪期间，土耳其和波斯一直处于敌对的形势之下，这种敌对即使不是进攻性的，也是防守性的。1508年，沙易司马仪占领了巴格达，而且固守到赛里木胜利之后。1623年11月，沙阿拔斯借助一个禁卫军叛逆的告密，又重新占领了巴格达。在十五年的期间，伊拉克一直是萨法王国的一个省。除赋税外，土耳其的兴趣主要在于利用这个国家为基地，去反对阿拉伯半岛的东岸，但是，土耳其从未能固守东岸地区。土波战争，妨害了伊拉克的经济，妨碍了对于十叶派各陵庙的朝拜——那是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十七世纪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使伊拉克处在东方和西方之间陆路交通的一个战略地位上。十七世纪末，英国人在波斯湾战胜了葡萄牙和荷兰竞争者，夺得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发现石油，这件事加强了这个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1925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取得了石油开采权，以七十五年为期。

贝杜因人，不守纪律，无法无天，到处劫掠，长期以来一直成为纷扰的原因。土耳其首都和伊拉克省会之间的交通线，任凭由来自沙漠的流浪者和山区的部族去支配。约在十八世纪中叶，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几个贝杜因部族，结成联盟（al-Muntafiq），他们把循环性的头痛，不但带给了巴格达的帕夏们，而且带给了地方上的麦木鲁克和城市居民。

麦木鲁克的政府是自治的领地，不是总督的管区，他们大都是入口的塞加西亚的奴隶，他们当中的素莱曼阿哥（SulaymunAghā，后来升级为帕夏）艾卜·莱伊拉是1747年首先得势的。最后的麦木鲁克是达五德（1830年卒），他是很开明的，曾在巴格达创办几所学校。伊拉克曾被一个麦木鲁克的寡头政治所掌握，达八十多年之久。在克里米亚战争后（1853—1856年），君士坦丁堡更坚决地努力维护其政权，并在巴格达派驻一支强大的军队。1869年，它派出一位最进步而且最宽大的政治家米德哈特帕夏，来做伊拉克的总督。米德哈特企图遏止无法无天的现象，使游牧人定居下来，耕种田地。他还试着改良灌溉，并且采用土地注册制。这位土耳其官吏是这样的廉洁，据说他曾变卖了自己的怀表，用来作为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旅费。他任职的短时期，就象一张黑色画片上唯一光明的小点一样，特别显得突出。他写下了土耳其的第一部宪法，因而博得更多的荣誉。那部宪法，在1877年由阿卜杜勒·哈米德废除了。

阿拉伯半岛自成一个集团，与北非集团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集团，是不相同的。作为伊斯兰教的摇篮，阿拉比亚的周围有一道园光，在全世界穆斯林的心目中，保持着一个独特的地位。神圣的联想，地理上的孤立，不发达的交通等等，使这个大半岛仍然具有中世纪的面貌。希贾兹和也门，与西方的观念和影响之间，存在着特别的绝缘体，所以这两个地区成为近东最独立自足的部分。

也门虽然没有成为先知活动范围的主要地区，但是，它与希贾兹同样是独立自足的，如果不是更独立自足的话。也门的人民是宰德的追随者，他是侯赛因的曾孙，约在740年反抗伍麦叶人的起义中被杀害了。宰德教派虽然是十叶派的支派，却不强调十叶派的教义，他们几乎是逊尼派。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嘎西木的，曾于1633年成功地赶走了土耳其省长，而建立了伊马木国家，这个国家几经盛衰，继续到1871年。但是，从1849年开始，这个国家又变成土耳其的一个省，直到1904年为止。这一年伊马木叶哈雅兴起了。他在1905年占领了萨那，后来定都于此，但是，在1911年之前，“崇高的阙下”并不承认这个国家的区域自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土耳其人实际上才从这个国家完全撤退了。1948年2月，叶哈雅成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牺牲者。不太久以前，有一个访问者，他是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还由伊马木的警卫员陪着，去访问马里卜水坝的遗址，但几乎遭到当地居民的攻击，唯一的原因是他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美国籍的黎巴嫩作家艾敏·里哈尼，曾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访问也门，在他和也门的教义学家见面时，他们立刻拿出黑眼镜来戴上，以免被一个基督教徒的眼光所玷污。

1960年以前，半岛上有两个独立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也门王国，此外，就是亚丁殖民地、亚丁保护国、马斯喀特素丹国和阿曼、休战的各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自治酋长国，所有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大不列颠的附庸，受它保护。另一个波斯湾的酋长国科威特，经英国人宣布，于1914年获得自治，1961年成为独立的酋长国。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在全世界大概是收入最多的。阿曼和阿拉比亚的东南海岸，早期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晚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不象希贾兹、纳季德、也门那样曾受到土耳其的控制。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这个地区的素丹国，以马斯喀特为首府，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实际上与英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1939年签订的一个条约，又加强了这些联系。从卡塔尔半岛东南端，向东南延伸三百六十英里，这一段波斯湾海岸，从前以海盗海岸著称，是属于休战的各酋长国的。这些酋长，在一个时期内，曾经同东印度公司为敌，1820年与英国政府缔结了一个总条约，规定维持和平，放弃海盗行为和奴隶贸易。卡塔尔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和南面的酋长国同英国的关系是一样的，并且由1916年签订的条约加以校正。巴林的情形，实际上也是同样的。这个岛上有举世闻名但日渐衰落的采珠业，1932年又增加了更有利的石油工业。

1968年，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在三年之内把所有的军队撤出波斯湾。跟着，巴林、卡塔尔以及七个休战的国家的代表集会，开始商谈关于建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问题。

亚丁（阿登）保护国，从亚丁殖民地向东延伸，包括拉赫杰、哈达拉毛、马哈拉和索科特拉岛。十八世纪中叶以前，这个地区一直由萨那的伊马木管辖。亚丁，这个海港要塞和首都，远在1839年，已加入英帝国的领土了。1967年，整个地区宣告独立，成立南也门共和国。

十八世纪中叶，唯一神教徒（Muwahhidūn）兴起以后，阿拉比亚的现代史才开始。这个运动是一个严格的复兴运动，创始者是纳季德的欧雅叶奈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92年卒）。他曾游历希贾兹、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返回故乡的时候，所得的观感是，同时代的人所奉行的伊斯兰教，已远远地背离了先知和《古兰经》所规定的正统派的实践和理论，因此他决心要清除一切异端，使伊斯兰教恢复其原始的严格性。他的灵感，显然是得自伊本·太伊米叶所解释的伊本·罕百勒的著作。这位革新的学者，与穆罕默德·伊本·素欧德（1765年卒）缔结了盟约，并且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当时是中阿拉比亚的一个小头领。这是宗教和宝剑相婚配的另一个例子，结果是这个教派和伊本·素欧德的政权在阿拉比亚中部和南部得到迅速传布。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追随者，被他们的反对者叫做瓦哈比教派。由于他们热切希望使伊斯兰教摆脱圣徒崇拜和其他异端（bid‘ah），他们于1801年劫掠了克尔贝拉，于1803年攻下了麦加，于1804年克服了麦地那，把受人尊敬的那些坟墓都摧毁了，并且使这些城市摆脱了含有多神教味道的东西。1805年，他们进攻叙利亚和伊拉克，并且把他们的领土从巴尔米拉扩张到阿曼，这是从先知的时代以来，这个半岛上最大的版图。据他们的解释，他们的成功，是真主不喜欢赛里木三世的异端的一个标志。“崇高的阙下”张皇失措，请求穆罕默德·阿里指挥一系列的战役，1818年终于摧毁瓦哈比派的势力，并且把他们的首都迪里叶夷为平地。但是，瓦哈比派的教义继续传布，从东方的苏门答腊到西方的尼日利亚，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影响。

除1833年开始的一个短时期的恢复外，这个运动处在一种晦暗的状态中，后来由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素欧德又恢复过来，他是瓦哈比国家和瓦哈比朝代现代的首领。起初，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侨居在科威特的一个亡命者，他在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中为自己开拓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的牺牲品，是哈伊勒的伊本·赖世德家族和麦加的舍利夫侯赛因家族。这个王国从波斯湾连绵到红海。1916年，由于英国人的怂恿，侯赛因宣布自己是“阿拉伯人之王”，1924年又僭称“穆斯林们的哈里发”。1921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结束了赖世德家族，1924年占领了麦加，1925年占领了麦地那，1932年创建了沙特阿拉伯王国，自己做了国王。他宣布部族的劫掠为非法，限制运送朝觐者的收费，建立起高标准的治安，把广播、无线电报、电话、汽车等引入某些地区。他还企图使他的游牧人民易赫旺（Ikhwān，同胞）在农民居住区定居下来，但是，没有很大的成效。1933年，阿美石油公司初次取得石油开采权，这个公司已成为政府和人民最大的财源，收入比朝觐圣地者所缴纳的用费大得多。这个公司仍然在不断地对于阿拉比亚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在奥斯曼人统治之下，在阿拉伯各国盛行的那种政治情况以及伴随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之下，不能希望看到有什么高等的智力工作。但是，弊病却是根深柢固的。在土耳其人来临之前好几个世纪，伊斯兰教创造的火花早已熄灭了。十三世纪开始的经院神学的全胜，在精神领域中正统派和神秘派的占据优势，科学精神的衰退，不加批判地尊崇古人之风的盛行，以及墨守成规等，这一切都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束缚阿拉伯人智力的这些桎梏，直到十九世纪早期在西方的影响之下，才开始逐渐解除。

这个时代的作家，大体上是注释家、编纂家、节本的作家。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智力的严肃性，标志了他们的著作的特征。哈只·赫勒法（1658年卒）的名字，在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土耳其人当中是卓绝的。土耳其人把他叫做年轻的书记（Kātib

Chelebi）的这个君士坦丁堡人，开始，是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采取军事行动的军队里担任一名军事文牍。他所著的《书名释疑》（Kashf al-zunūn‘anal-Asāmi wa-al-Funūn）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最伟大的、最有价值的传记式和百科全书式的专论。

埃及的文学活动，可以阿卜杜勒·瓦哈卜·舍耳拉尼（1565年卒）为代表，他是一个神秘派学者，他的许多著作，不但含有苏非主义，而且含有《古兰经》学和语言学。舍耳拉尼曾与众天神和众先知谈话，并且受到保守派教义学家的审问，他还遗留下大量的著作，其中有几种虽然缺乏创见，但很普及。他在《大等级》（al-Taba-qāt

al-Kubra）里概述了最驰名的苏非派人的传记。埃及是一位著名的辞典编辑者的学术活动的场所，这位学者名叫赛义德·穆尔台达·宰比迪，他于1732年出生于印度西北。宰比迪在领取政府年金的期间，在开罗写成大部头的辞典《新娘的花冠》（Tājal-‘Arūs），这是菲鲁兹阿巴迪的不朽的著作《辞洋》（al-Qāmūsal-Muhīt）的注释。他还给安萨里的《圣学复苏》作了一部巨大的注释。宰比迪死于1791年的那次鼠疫流行。我编写本章的时候，使用了许多埃及编年史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哈桑·哲伯尔帖（1822年卒），他的祖先从阿比西尼亚的哲伯尔特迁移到开罗来。哲伯尔帖在爱资哈尔主讲过天文学，曾被拿破仑任命为国务会议（dīwān）的成员，法国侵略者是希望借他的声望来统治埃及。这位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里批评过穆罕默德·阿里，因而据说，他在回家的途中，被穆罕默德·阿里暗杀了，但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的著作《传记和传闻的奇观》（‘Ajā’ib al-thār fi al-Tarājim w-al-Akhbār），一部分是编年史，一部分是死亡表。

本章所援引的编年史，有三部是黎巴嫩人的著作，他们都是马龙派的。伊斯帖方·杜韦希（1704年卒），曾受教育于罗马僧侣学校，那所学校是教皇格里戈里十三世在1584年为训练马龙派学生做牧师而创办的。杜韦希在他的教会里升到最高的教长职位。艾米尔哈伊达尔（1835年卒）是什哈卜贵族的成员，黎巴嫩的许多封建统治者都是出身于这个家族。唐努斯·什德雅格（1859年卒）出生于贝鲁特附近，曾在几位什哈比封建主时代任法官。但是，当代最卓越的马龙派学者（事实上是黎巴嫩学者），无疑是优素福·赛木安·赛木阿尼（1687—1768年），他也是罗马僧侣学校培养出来的。东方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基督教教派的研究，所以能稍稍普及于西方，主要是由于这位黎巴嫩的博学者的努力。他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的结果，是以大量的东方写本，去增补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丛书之一的那部东方丛书。赛木阿尼的杰作《东方丛书》（Bibliotheca

Orientalis）体现了他对于这些写本的研究，这些写本是用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写成的，现在仍然是关于东方各教会的资料的主要源泉。

在叙利亚，有两位著作家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代表：穆希比和纳布卢西。他们两位都是大马士革人，都是多产的作家。穆罕默德·穆希比（1699年卒），曾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在麦加和麦地那当过副法官，在故乡当过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名人传，包括在回历十一世纪（1591—1688年）去世的一千二百九十位名人的传记。阿卜杜勒·加尼·纳布卢西（1731年卒），由他的姓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原籍巴勒斯坦，是一位苏非家兼旅行家。他写了大量著作，但多半没有出版。神秘主义是他最感兴趣的问题，可是他的旅行记，虽然强调神圣的陵庙以及与陵庙有关的各种传奇，仍然是他对于知识的主要贡献。